通过对少数民族时代名人的精神激励和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共成大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有机精神整体。在几千年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各民族休戚与共，相濡以沫，形成了精神上的互动、互激、互补，这种充满凝聚力的精神家园支撑着各民族的文化积累和经济活动。

　　人口众多的汉族主要聚居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富庶地域。千百年来，除非少数的外敌入侵或分裂内乱时期，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安心地从事着农耕稼穑。汉族人虽也参军驻守边关，但会经常换防或转业。而居住在边疆的诸少数民族则要时刻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他们也习惯了如大漠戈壁、高寒山区等等艰苦的生活环境和难以安宁的政治气候。正是有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日夜居守，内地的汉族人才能一心一意建设家园。祖国大家庭中这种不同活动舞台的互补，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位置不同而又缺一不可的地理分布。

　　汉族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自古就形成了重农抑商的理念。因此历史上对内对外闭关自守较多，尤其缺少对外商贸活动。而自古以来突厥、西域各民族，尤其是粟特人、回鹘人（后来的维吾尔族）和通过中亚、西域而来的波斯、阿拉伯人后裔——回族却是善于沟通民族有无、善于盘活一地商贸经济的民族。汉族的重农使人口众多的大国有了粮食安全的保证；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重商则使得多民族多地域的物质能够流通起来，农、商互补，也就有了共同富裕。

　　汉族重定规、典雅，少数民族喜浪漫、幽默。汉族自古受“四书”、“五经”的影响，追求典雅和循规，常常显出刻板的面孔。少数民族没有受到儒家繁文缛节的束缚，性情浪漫，富于想象。所以同样是诗歌，汉族人多“言志”，少数民族则多“言情”。历史上，汉族多以打击乐来表达心声，而少数民族则是用管弦乐，汉乐一板一眼，民乐则悠深绵长。

　　汉族重“韧”，少数民族重“坚”，“韧”与“坚”共同合成人格力量。汉族人几千年形成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韧性精神，对待对手往往是先忍后强，对待敌人也往往是先礼后兵。他们不主动侵略别人，但当敌人入侵的时候，他们却往往能进行持久的反抗，用一种顽强不屈的劲头和挺拔持久的韧性精神后发制人。少数民族在保卫祖国的历史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坚固强硬，像坚守阵地一样坚守自己的家园。

　　汉族人重内敛，少数民族则重奔放。汉族人受儒家思想浸润，有“吾日三省吾身”的伦理品德要求，注意集体中他人对自己的发自内心的肯定，因此内向不露，不苟言笑。舞蹈也多是中规中矩的“队舞”。少数民族受地广人稀天然生态大环境的影响，个性张扬、属于“性情中人”。他们性格直率、表达奔放，敢于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能歌善舞”的才能。

　　汉族人尊礼，少数民族则尊神。汉族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道教只作为一种审美和养生的教派），而是两千年来一直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宗，用宗法制度加以实行。所以汉族虽然也尊崇信仰至圣先师孔子，但更注重塑造自身的人格。少数民族大部分自古就有宗教信仰，或者是萨满教、苯教，或者是摩尼教、祆教、佛教、伊斯兰教。他们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皈依教神，用宗教精神指导自己的行为。

　　汉族人重经济积累，少数民族则重精神享受。汉族在长期的农耕文化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历史上他们不仅掌握了农业技术，也掌握了铸铁、建筑等基础工业的资本积累技术，因此人生价值观更多的是积累充实家当，扩大再生产，对自己的生活却过多地强调俭朴节约。少数民族由于周边生活环境的艰苦，因此更多地是追求人生的精神享受。他们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能创造传唱史诗（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说唱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传记型史诗《玛纳斯》，甚至反映成吉思汗家族史的《蒙古秘史》也有史诗味道），并大多都能吟唱。少数民族不仅民歌发达，因为唱起来要伴舞，所以舞蹈技艺也高超，队舞、个舞均丰富多彩。

　　汉族人多单语方言，少数民族则多双语多语。汉族人自古乐居“五亩之田，树之以桑”的农耕宅田，生活自给自足，少与外界来往，因此语言单一，甚至只会说自己的方言。少数民族自古向心或臣服内地中央王朝，母语和官话必然双通，加上他们大多乐于经商，四处交易，需要熟通“客户”语言。因此少数民族多是双语、多语或双方言人，这无疑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生态园。